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天下和谐,物质富裕平等看作中国梦,中国梦说到底是一个人民的理想。中国人常说国好则家好,家好则社会稳定。可见传统中国的社会特点是其最小单位是家而不是个人,国则是最大的社会单位。国与家对应着传统的社会基本观念,即忠孝,可见中国社会的组织主题自古到今都是共和而非私利,中国梦即天下共和。而共和是一个一直追寻的状态,是由矛盾两方面的一个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中谈及矛盾的普遍性时指出社会的发展依靠于其矛盾的内在本质,而今天当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及党派矛盾都消除或成为次要矛盾后,市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矛盾性有可能被利用作为一个全新的契机。如同道家所谓的阴阳两极,正是这种均衡与不均衡之间的对抗,偏离和回归产生了发展的原动力。

» 条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先进性在于社会活动除了受到市场无形的手调节以外,还可以通过贯彻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平衡的力来与资本(欲望驱动力)对抗,协作并调和。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城市和建筑拥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产生一种新的原型来代表,甚至指导这个时代下中国的城市特色以及社会构成方式。而这种类型应是前无古人的,因为它是一个新时代下特殊的矛盾的某种微妙平衡。如同中国的体制与市场之间在摸索着寻找平衡点一样,这个模型需要摸索着找到某个恰当的立场,并且具备其自身的柔性来应对必要的发展和自我调整。

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北京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试验田之一自身就是一个原型,不同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北京更能体现这两种力的共存。在从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持续走向一个典型的国际超级都市过程中也充斥着典型的社会矛盾和机遇。它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构成单元体现了中国城市形态决策者之间的游戏与困惑。

这些问题带来的反思是我们如何再次寻找共和,如何再次使得对抗达到新的平衡点。

» 机会

单纯的从空间上来讲,抛开其在被解读过程中所赋予的神秘性哲学,空间句法可以被看作是权力和利益作用的直接结果。即空间的等级性和经济性。建筑师因为熟知空间的法则于是作为一个操作者来通过空间落实两种力角逐的结果。单从这个层面来看,建筑师是作为一个被利用的角色参与到了对于时代的建造过程中,但是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正是这种参与使得建筑师有了机会来做出有主张性的动作。即一个调节砝码的力,暂且可以称为第三种力,一个代表理想主义的力,从空间上更尊重人民的力。这种力的必要性在于,政治力以试图控制社会的稳定为第一目标,市场以开发者自身的获利为第一目的,真正的使用者的利益被照顾到都是因为这两个目的实施过程中的附带品。

» 中国单元的定义
图1中国单元局部分析图

建筑作为一个共性的框架(common framework)框构着人们的生活,在此语境下,共性可以被理解为知识,这个知识包含了人们的行为,事件以及经验。正是这一前提使得建筑的概念从一个人所居住的房子,转化成了一个知识的框架。通过这一转化,建筑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被操作,它可以进一步被理解成一个力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工具。于是一个城市中最典型的建筑类型,也同时框构了它自身时代的体制特征以及典型的被其驱动的生活方式。依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对这个共性的框架来进行操作,也将影响到社会的规则。因为共性的框架很快会把我们的操作从力转化为一种共性的“知识”(knowledge)。

在市场力作用下的城市更依赖于基础设施本身,本来由不同事件所构成的连续的个体生活被解构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里。于此同时构成个体社会空间的关系网被扩展到了城市尺度,并随其越来越大。这种个体世界的扩展是城市化(urbanization)天性作用于人的结果,在城市化的语境下无法改变。若要改变其本性,必须找到一个与之对抗的力。而中国的体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即政治力的介入,作为矛盾的另一极来消解城市的欲望。

中国单元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与市场对抗的产物,一个由力转化为空间的产物。它的主功能是通过空间组织来重新构建社会关系,它不可被归为居住、商业或工业建筑的任何一类。中国单元的来源也取自两种社会的典型城市单元体来融合,即政治性的社会和经济社会。

» 政治型社会与政治性单元

在1949年以前,四合院作为组成社会的单元通过遵循着儒家等级思想的空间句法组织者城市生活。这一单元类型的第一准则是,房间和空间序列将家人的社会等级区分开来,形成了一个统治性的系统。每个家庭中的个体被根据其身份而安置,同时更重要的是被他能够分享的区域和资源而定义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组织思路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尺度。其第二准则是作为一个共性框架,它可以容纳不同的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居住,紫禁城作为一个办公机构同样可被其框构,这很好地说明了单元体是一个知识的框架。

而从1949年到1978年,生产单位和农民公社作为苏维埃模式与四合院模式的融合类型成为了城市的主宰类型(dominant type)。它同样遵从着上面提到的两个准则:第一,它也代表了等级制度,人们的生活被分割在不同的空间里,如工作空间,所居住的大院,共享空间如公共食堂、浴室、学校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通过共享都被统一在一个单位体系里:每三到五户分享厕所或厨房,每两到三个居民楼分享院落、花园、洗衣间等,在整个单位的层面上,人们分享医疗、教育等空间。同样,单位作为一个共性框架,它也可以包含不同的社会功能,如军队大院、机关大院、学校、工厂等。

通过对历史城市单元体的分析,中国式政治单元的三条准则是:第一,它们都是城市组成的基本并且是最典型的单元体;第二,存在其中的个体空间及个体的人都无时无刻不被定义为集体等级系统中的一部分。空间序列和建筑的形式为政治性目的而生而不仅仅是其功能性;第三,它们都是一个共性的知识框架可以容纳不同的城市功能。

» 经济型社会与经济性单元

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强烈介入人们生活的政治力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被市场驱动的大规模城市化。特别是近十年的北京,超级社区作为新的典型城市组成单元体(商品)主宰了城市。它从表面上的特点是同样划分了人的空间,但是却没有有效的建立其自身的系统。超级社区主要有两个类型:1)坐落在景观中的塔楼。2)围合景观的板楼。在两种类型当中,公共空间和建筑都缺少城市策略性——只是一种商品,而没有社会效应。于是这些社区只是容器(container)而不是框架(framework)。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制定规则,作为力的产物,会制约或激发行为,容器仅仅容纳。人们的生活更多的发生在容器之外——即城市中,于是单元不存在了。

对近30年来商品房类型分析可以看出,其平面布局一方面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受制于最基本的通风,采光和消防建筑规范。与在此之前的城市单元相比,当今的北京由无数个容器中孤立的家庭和横跨城市的大型基础设施组成。在这种前提下,笔者提出一个两者之间的中间尺度来消解城市化。这一中间尺度即重新找到的一个政治与市场间的平衡点,一个新环境下的中国单元。

首先这一新模型要重新依靠政治力,所以笔者以国有企业或工厂作为出发点,原因是通过这些机构,政治可以合理地进行渗透。这也是当前可找到的唯一突破口。而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重新找到人们可以共享的生活方面。

» 第三种中国单元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单元主要构成元素是板楼,板楼的特征是它在语言层面上与墙是一种类型,一样可以进行空间的划分和制约。墙是最有力的也最让人着迷的建筑语汇,因为它通过拒绝制定法则(law)。我们绝大部分的行为,政治学,社会学都与墙紧密的相关着,墙可以分清“我们(us)”和“他们(them)”,于是板楼便从单纯的经济性建筑被用作了政治性的框架。

而改革开放后“社区”的主要构成元素则是塔楼,从对类型的选择可以看出体制上发生的改变,塔楼更像一个点,它是资本的累积形式而不是对于规则进行制定。建筑形式(form)的转变也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

在早期中国单元中,住房和公共设施都被从消费品转变为一种社会福利。这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也正是因为它们被定义为商品,而对这一转化的质疑都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出发,中国单元的乌托邦需要读者彻底从经济社会角度暂时脱离出来,而30年前它们都确确实实地曾经是一种福利。通过这种转化,城市建造物重新成为了一种社会工具。第二步,将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重新叠合。通过这两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圈子便叠加起来,这种叠加作为一个基础会带来生活上方方面面的进一步叠加,而叠加构成了共享的基础。

有了这一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型社会体系。集体性(collectivity)是通过分享来实现的。在今天分享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出于节约生活成本的分享,提高效率的分享。我将人们的生活再进一步的划分为四个尺度。四个尺度上人们分享不同的活动、事件,而他们又对应发生在四个尺度上人们熟悉的生活空间当中。这是一个对空间和社会组织统一的设计。

图2 第三种中国单元局部平面图


第三种中国单元的构成是首先用一个嵌套递进的空间组织方式来建立一个基本的等级空间,从中心到边缘,从最集体性的空间和功能,到最个人的空间及功能。单位的中心是最具普遍性(common)和集体性(collective)的空间, 是一个社会尺度的功能,如教育中心、体育中心、医疗中心等。它们在这一尺度上将所有有权利分享它们的人群定义为了一个整体。围绕他们的是若干不同的组群,几个组群在空间上相互叠加,通过透明性空间即使人群被分别定义又统一在一起。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分享着市场、游泳池、工作室和俱乐部等。每一个隔离开的院落空间(void)中,根据组群的分类提供有共性的社会功能。如退休大院里有钓鱼池,高层管理者居住的大院里有高尔夫球场。建筑或者说框架分清了人群,这种分清并不根据阶级或者收入,而是根据共性和兴趣。建筑层面,因为空间上的透明性和重叠性,空间即可以被解读为两个分开的空间也可被解读为统一空间,于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因为共享的内容即可以被理解为属于小组群A或B,也可理解其自身是整体C的一部分。在建筑层面上,工作空间被嵌入了居住建筑当中,于是原本的居住类型板楼现在被解构和重构为一个综合体建筑物。

库哈斯说当代办公楼是普适性(generic)的平面布局的代表,而generic plan正是典型的市场产物,其特点是空间高效,但是无法对其进行任何有效的操作。而中国的住宅平面特点是极其具体的针对人们生活习惯而设计,从这一点来说是anti-generic的。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操作。它是一系列习俗和经济需求参数的结果,因为它的具体性、固定性,所以有潜力被篡改,而generic plan则是中性的、无法变更的。于是我从具体的居住平面入手对其进行网格的重构,同时保持其经济的特性,可以容纳不同的功能。这一操作的目的是让所有空间具体起来,而不是自由均质,同时它也可以被嵌套到板楼的结构当中。

图3 第三种中国单元抽测图/剖面图

图4 中国单元宣言


最后在层的尺度上,不同于经济型平面布局(户明确的定义了自己的空间),集体性的平面释放了空间,人们可以打开墙和门窗对着公共空间,于是几乎消失的邻里圈(家与家之间的社会链)重新被构建并成为集体性(collectivity)的基础。

» 结语

本文通过对政治性单元体和经济性单元体的分析和融合提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理念。在城市与家庭之间找到一个中型尺度单元,通过它自身的空间法则和内部体制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城市发展的设想。通过建立“资源共享”这一社会基础对社会和城市进行改造。这一中型社会体系的设定即是对建筑学也是对社会体制的一个实验。它本身需要具有可变性,它既不把城市交给政治也不交给市场,而是形成一个可调的砝码,来不断的找到平衡点,找到共和。



作者 Author:
王禹惟 (Yuwei Wang)
UNStudio, Shanghai, China
M.Phil,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London, UK


声明:建筑东西与《城市 空间 设计》(Urban Flux)杂志合作,在副刊《论道》(Remarks)出版了以“以小见大”为主题的两期专刊(2015年第1期-2月刊 + 第2期-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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