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桃花源
注：本系列文章为建筑东西第三场交流会‘你农我农’的线上拓展讨论。本文为建筑东西特约稿件，谢绝转载。
导读：‘生产’旅游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社会现象。桃花源记与现代农业旅游有什么样的关系？“旅游”这一行为背后的社会学、心理学动机是什么？是否现代游客只有在现代建构的旅游空间才能第一次理解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
在中国古代，旅游是一种和政治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活动。但农业旅游在古代的中国并不存在，当今被人熟知的农业旅游或许可以在古代归隐田园的隐士生活中找到其思想的源流。
历史上隐士的代表人物——陶渊明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晋代。这是一个北方与南方冲突不断的动荡时代，在官场不得志的陶渊明在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感叹之后归隐田园，并写下了关于田园生活广为传颂的经典作品。直到今天，陶渊明关于田园生活的描述和其笔下的桃花源成为了中国田园的理想原型。
在陶渊明之后，中国文学和艺术中不断地引述桃花源作为田园生活和理想农业社会的代名词。如今，无论是用于旅游景点推广，还是建构农业旅游的田园景观，在蓬勃发展的农业旅游中，桃花源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追本溯源，理解桃花源记的思想与含义可以帮助充分理解当代农业旅游的叙事建构。
十里桃花溪: 一个建构在桃花源记的叙事上的旅游景点
老子和庄子是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隐士之二，国家的统治者去山林里面拜访，向他们寻求治国的理念。洞天之中的桃花源有着道家理想的自然社会的影子。道德经的第八十章描述了这样的自然社会——“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桃花源记以外人多次寻找后无果，再也无人问津结尾。这或许是对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理想的回应。
然而除了桃花源记反映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桃花源记清晰地定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桃花源中先秦时期存留下的淳朴世界，另一个则是桃花源外的大世界，一个古老，一个现代（Modern）。当然，用现代这个词来形容陶渊明所处的晋代似乎有些不妥，然而就像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的含义总是反复用来表达一种与古老的过去划清界限的时代意识，由此才能把当前时代认作时代转换的结果。处在公元五世纪的陶渊明将当时的晋代视为与更早的时代相差甚远的“现代”，因此桃花源记中的渔人前往桃花源的旅途可以视为一个寻找更真实淳朴的古代的旅程。
尽管在随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许多政客将归隐田园作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姿态来装点自身，在文人画中被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视觉语言。所谓的终南捷径就是用来讽刺文人以退为进，作出归隐田园的清高姿态来获得赏识的举动。桃花源记的建构就如此逐渐地在后世被侵蚀。
因此今天来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快速的社会变化带来的“现代”意识与动荡的晋代产生的“现代”意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构建桃花源这一奇异的（exotic）虚无缥缈的地点，在其来自过去异质的社会中体验一种更淳朴的生活方式之后，才能让现代人充分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现代世界。并且后世对桃花源记的建构轻易的侵蚀，则可以作为一个对当今类似建构的警示。
被侵蚀的“归隐田园”叙事建构
[被侵蚀的“归隐田园”叙事建构——体现在文人画中的政治语言：松树代表正直不阿，生长在岩石上，简陋的茅草房象征一种质朴清白的生活。构图的一半封闭，山崖代表所处的崎岖险境和退隐的姿态，而另一半构图开放，水流代表可以乘轻舟而下再次入世的可能。]
经典的现代旅游业依靠剥削一种建构出的异质性，这一点在常见的中国国内旅游宣传资料中就可以体现。旅游景点往往避而不谈真实的(real)中国与所有其它地区一样正在经历的迅速现代化的进程，而往往建构的是一个奇异的（exotic）的地方，用已经在现代化中已然消失建筑符号来提示一个正宗的（authentic）中国。这样的建构在现代社会制造了一个相对静止并继承延续的假象。正宗的建构给游客以反思的机会。就像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柳暗花明之后找到桃花源后，开始反思桃花源之外的生活，现代游客只有在现代建构的旅游空间才能第一次理解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
然而所谓的正宗性(authenticity)——对世界直接(immediacy)接触而感到充足的存在感——也是一个现代的建构。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正宗性，因而不得不拥抱非正宗的现代世界（inauthentic），并在其它的时间和空间寻找正宗性，并对其殖民和消费。而拥抱不稳定的、非正宗的现代世界的前提是建构一个稳定的、正宗的世界——一个传统的世界。麦堪内尔(MacCannell)所描述的现代游客不断的在找寻奇异的和正宗的世界来取代他／她已然主宰现代生活的理性主义的晷皋。
然而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来看，大多数现代人已然和其工作的产品发生异化，因此现代人拜物化其他人的产品，这样才能让现代人理解自己生命中工作的意义。埃科认为，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来满足这样的拜物欲望。在这种超现实中，稀疏平常的事物被提升到一个比真实现代生活更加真实的层面。这是因为正宗性本身是无法被呈现的，因此只能通过正宗性的符号来表达正宗性。麦堪内尔认为，正是由于赝品的存在才对应了原作和所谓的正宗性，因此，现代人充斥着赝品的周遭生活让其感受到原作和正宗性存在于其它的时空，因此旅游正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时空。当然，为了迎合这样的需求建构的旅游体验是一种赝品——一种分化社会的仪式。
某豪华度假村建构的“正宗”的中国
如果上述关于现代旅游的理论成立，那么建构正宗性则是任何旅游开发的必须条件，而正宗性被侵蚀则会危害旅游开发。生产旅游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社会现象，与生产工业产品一样，也会造成生产者和所在社群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恰恰会侵蚀现代旅游构造的正宗性。
中国的农业旅游发展可以通过这样的理论框架解释。农业旅游发展来源于城市居民对现代性的体验。现代生活的弊病让城市居民寻找一个更加淳朴的生活。作为许多城市人老家的乡村在旅游发展中不仅承载了乡愁，还被附加上了新的建构的正宗性。然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和城市相似的现代性体验，以此破化了旅游业建构的正宗性。而政府将农业旅游作为“现代化”工具的做法更是与建构正宗性事与愿违。需要提出的是“现代化”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进步，还意味着明确有意识地将建构和售卖旅游体验作为资本积累的途径。
因此，发展农业旅游的难题在于调和“现代化”与建构正宗性的矛盾。在作者研究的大别山区的草盘地镇，可以观察到这种矛盾体现在乡镇规划和旅游建筑设计上。地方规划部门在旅游区所推广“传统”的建筑装饰细节，以营造一种历史文化氛围。这些装饰细节复制于地方传统建筑，是用来标示正宗性的一种赝品。这样的装饰和在旅游区外，规划部门推广的普通农家的建筑装饰截然不同。在旅游区外，新建的联排农家采用了城市中建筑常见的西方化装饰。前者是为游客建构的正宗性，而后者则标识了本地农民现代化期望。由此在草盘地这个农业旅游目的地出现了二元分化，分成了为游客建构的正宗的农村，和一个本地农民生活的真实的农村。这样的二元分化让农业旅游所依赖的建构的正宗性变得单薄脆弱，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建构的隐士文化一样易被侵蚀。
蒂姆欧科斯（Tim Oakes）在对中国农业旅游作为现代化工具的研究中提到，应该区分两个含义不同“现代化”，一个是真的现代化，另一个是假的现代化。假的现代化——指的是具有乌托邦目的论的现代化，是一个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表理性和客观科学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农村所追寻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西方是这种现代化的范例，因而可以理解中国农村民房常见的西方化的装饰。而真正的现代化是一种强调过程的现代化，尽管在很多时候分辨不出其现代的元素。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个人在应对社会经济改变中采取的自主性。这样的现代化为调和农村“现代化”和建构农业旅游的正宗性提供了一个方案。
首先，游客所需要的正宗性可以由一个真实的“过程”来满足，而不是通过正宗性的标示。改变原有的分化和奴役当地社群的旅游开发方式，而让农民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尽管这样的开发并不能构建一个传统意义上游客追求的正宗性，但其有着为游客和农民创造一个共同享有的、新型的、有意义的空间的潜力。这样的空间可以打破传统的二元分化的结构。
农村旅游开发分化了草盘地镇
[农村旅游开发分化了草盘地镇：一面是迎合游客需求，基于传统乡土建筑的构建的正宗性；另一面来源于当地农民追求的以西方化符号象征的现代化。]
作者 Author:
萧然
- Hawkins Brown Architects, London, UK
- M.Phi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