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研究与建筑城市主义:
跨学科知识生产与实践
Design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al Urbanism: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跨学科知识生产与实践
Design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al Urbanism: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原文发表于《新建筑》2017/05期。
程婧如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CROSS Architecture)
Sam Jacoby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Royal College of Art)
程婧如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CROSS Architecture)
Sam Jacoby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Royal College of Art)
摘要：本文讨论了‘设计研究’和‘建筑城市主义’这两个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运作关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设计研究既是一个知识问题，探索理论与设计的关系，推进建筑学科的知识生产；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讨论研究如何指导实践。设计研究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二元关系的新视角。从当代城市面临的挑战出发，本文提出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多尺度关系的综合体，从而促使城市问题的应对策略超越“规划-城市设计-建筑”的学科藩篱。如果把以城市为对象的设计看做一种跨学科的框架，那么整个城市领域、城市现实则是一种共享知识。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进一步提出，建筑学中已有的一套对建成环境分析与设计的知识体系可以被拓展到城市尺度，成为一种多尺度视角下探索共享知识的途径，即建筑城市主义。在设计研究的视野下，形式生产和知识生产在方法论的层面紧密相连。这样，建筑与城市蓝图均可被理解为既是形式的也是理论的产物。最终，建筑和城市可被看做是被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抽象图解所驱动的知识与实践探索的共栖模式。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wo concepts – Design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al Urbanism – and their operative interrelationship. Design research is understood both as anintellectual problem,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design for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 practical problem, how design research can affect practice. The paper proposes to understand the city as a complex of multi-scalar relationships that exten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urban questions not as the management ofdifferent disciplines but as the possibility of a cross-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e concept of ‘architectural urbanism’ is advanced. This approach understands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tial planning disciplines through an establishedbody of knowledge concerned with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uilt form that canbe found in architecture but extended to urban scales. In this light,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plans are intelligible as formal and theoretical products of disciplinary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collective outcome of socio-political forces. Design and research activitiesare inseparable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formal production are methodologically linked.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are symbiotic modes of enquiry, which can be defined in terms of a series of distinct socio-spatial diagrams.
关键词：设计研究，建筑城市主义
Keywords: Architectural Urbanism，Design Research
Fig. 1 设计研究协会1986年新闻通讯
1. 设计研究与建筑学
设计研究这个概念，或者说方法论，对中国建筑教育来讲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而在欧美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中，设计与研究这两者之间博弈关系的演变过程可追溯到1960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建筑运动开始关注设计方法本身，不再局限于设计手法或者设计对象。比如，1966年成立于英国的设计研究协会（Design Research Society，简称DRS）在他们的第一份声明中即明确地提出，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对设计过程的探索研究。至70年代末，设计研究协会正式推出了专属会刊——《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为与设计研究相关的思辨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平台。[1] [Fig.1] 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1977年出版的《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可被看做是经典的设计方法理论。从《建筑模式语言》所代表的立场来讲，设计方法本身即是研究对象。如今，经历了半个世纪发展的设计研究，不应该再被简单的理解为单纯对设计方法的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设计”这个行为本身开始逐步成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对设计实践的指导；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对知识的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设计研究所提供的是一种突破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二元关系的新视角。
在2012年，欧洲建筑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简称EAAE ）通过了一份《建筑研究宪章》（Charter on Architectural Research）。其中，建筑研究被定性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调查研究（original investigation），立足于建筑学科内相关的技能、方法、工具，其目的是生产知识、洞见和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宪章》进一步指出，在任何研究中，只要“设计”是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样的研究就可以被称为“通过设计进行的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具体的来说，建筑设计的过程会形成一种认知途径（pathway），而这种途径会则带来新的洞见、知识、实践或者产品。换句话说，设计工作本身成为了生产批判性研究的方法。因此，研究的结果将由实践体现出来，同时也与实践经验保持一致。[2] 从这两个定义中不难看出，相对于宽泛的建筑研究而言，“通过设计进行的研究”事实上指向一种非常具体的研究与实践的关系。而设计研究则同时兼备以上这两个定义。它一方面对接宏观的的学科知识，而另一方面又与具体的设计实践紧密相连。可以说，设计研究既是一个知识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也是一个实践问题（practical problem）。前者探索的是理论与设计的关系，目的是推进建筑学科的知识生产。而后者则很具体地讨论这样的研究如何指导实践。
在这里，提到设计研究作为一种推进建筑学科知识生产的手段，事实上暗示了一种对什么是建筑或者什么是建筑学科的理解。如果仅仅把建筑理解成对物理空间、人居环境的营造，那么建筑学科就是关于如何实现空间营造的技术和手段。但我们认为，建筑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a collective form of knowledge），这样的知识来源于人居环境从设计到建造到使用整个（往复循环的）过程中所有的参与方以及他们背后的作用力。因而， 这一集体性的知识是在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综合环境中经由时间的发酵慢慢积淀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建筑设计则是物质性概念的生成及其实现的先决条件。 这两方面的理解（建筑和建筑设计），都是理解设计研究的前提。
以程婧如在英国建筑联盟学院的硕士设计论文《户口改革投射下的城市变革》（Hukou Reform as Urban Reform）为例，该设计论文通过类型学变换（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提出了一种称为“城市中庭”（Urban Atrium）的杂交类型。[3] “城市中庭”以地铁站为基础，建构面向所有市民平等开放的社会福利空间。[Fig.2] 如果仅从物理空间的角度考察这一模型，初看之下似乎与传统的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模式类似。然而，如果从“建筑作为集体性知识”的角度去思考，“城市中庭”所提出的社会福利空间与交通节点的结合，恰恰是从城市管理和市民对城市的使用和认知的角度挑战了传统TOD以交通枢纽为核心构建局部商业圈的模式。该设计论文中所选取的地铁系统，从物理空间的角度理解，是维持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从市民对城市使用的角度理解，地铁体系经济门槛低，对所有使用者平等开放，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身份、学历、收入等无关。在TOD中，这样空间与社会双重意义上的便利性被资本利用，进而转化为商业价值。而当这样的便利性在“城市中庭”中被优先与社会福利系统相结合的时候，探索的是将市民对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置于资本之上的空间形式。
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城市中庭”的模式并不是在建立了理论层面的批判之后再得出的空间表现。事实上，研究本身是通过一系列设计模型的推敲而逐步推进的。最终，在得到“城市中庭”这一杂交类型的同时将研究推向了对资本与市民对城市的权利的讨论。这篇设计论文的建筑部分（城市部分将在下半部分讨论），体现了设计研究的一种操作方式。
Fig.2 “城市中庭”剖面透视
2. 建筑城市主义
设计研究这种方式亦可被拓展到城市领域。城市规划的诞生可追溯到19世纪，以科学城市主义（scientific urbanism）为基础，这一学科的目的是解决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功能分区这一系列城市管理的技术问题。换句话说，规划是政府管理城市人口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当代城市从形式、组织和结构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传统西方规划学说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城市问题所需要的多层次理解，一个以城市为研究和服务对象的学科也不能局限在技术管理层面。事实上，“城市设计”（Urban Design）在1960年作为一种新兴学术领域的诞生是为了挑战现代主义运动带来的对城市过于功能至上的理解。[4] “城市设计”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比如，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基于对一系列当时美国城市街区衰落的观察，批判了50年代的城市规划政策。这些都体现了那个年代涌现的对传统规划学说的反思。在这样的思潮下，对城市中空间设计的需求和要求都被重新定义了。城市设计把城市居民和他们对建成环境的体验都看做是重要的设计对象。因此，“设计”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而不是传统规划中的“管理”（management）。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探索似乎已经被市场友好型、侧重环境美化的城市设计蓝图所取代。“场所营造”（place-making）这一模糊的概念成了城市设计者的最佳借口。
总体上来说，城市设计作为一个学科构建了规划与建筑的中间尺度。进一步理解，这事实上提示了一种将城市看为一个多尺度现实（multi-scalar realities）的视角。如果把建筑作为一种集体性知识的理解应用在城市上，那么以城市为对象的设计则不再是对城市所涉及不同学科的管理问题。而是把它看做一种跨学科的框架（cross-disciplinary framework），兼顾概念生成与实践这两方面。这样，整个城市领域、城市现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共享知识（ashared knowledge）。当设计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手段，再结合建筑与其他学科广泛交叉的特性，一种跨学科、跨尺度的研究模式成为了可能。即设计研究为探索建筑与城市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手段。事实上，建筑学中已有一套对建成环境的分析与设计的知识体系。如果把这套知识体系拓展到城市尺度，或许可以是一种多尺度视角下探索共享知识的途径。这就是“建筑城市主义”（architectural urbanism）的概念。[5]
回到《户口改革投射下的城市变革》这个例子，随着对“城市中庭”的探索从建筑尺度拓展到城市尺度，其背后的思考也在演进。当把“城市中庭”作为一种类型投射到整个城市体系中的时候，建筑尺度上的交通与社会福利功能的叠加，即演变成了城市中的物理网络（地铁系统）与社会福利系统背后对人口管理机制的叠加。作者将这样的组织与治理方式称为“基础设施式逻辑”（infrastructural logic）。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新的福利共享机制也为定义社会集体性（collectivity）带来了不同于纯粹消费关系的可能。网络中的“城市中庭”由此可以被看做城市结构中空间意义上和社会组织意义上的双重节点，是中国城市组织中原有的“细胞逻辑”（cellular logic）和“基础设施逻辑”相结合的产物。[Fig.3] 最终，结合中国当下流动人口与户口制度变迁的社会背景，该设计论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组织模型里新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治理方式（urban governance）。这样的设计论文体现了在城市作为共享知识的框架下通过设计提案推进研究的方法，也揭示了设计研究与建筑城市主义之间的一种运作关系（operative relationship）。
Fig.3 基础设计逻辑在城市中的应用（上海）
3. 跨学科知识生产与实践
在建筑城市主义的视角下，一个城市的发展蓝图和它所在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等综合环境，可以从建筑出发，通过一种多尺度跨学科的方式来探索。因此，我们认为对当代城市问题的理解必须要克服业界所熟悉的从上至下的序列——从规划到城市设计，再到建筑设计。相反的，我们应当把城市看做一系列互相紧密关联问题的角力场，而不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学科中孤立地处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城市是这样一种多尺度关系的综合体（a complex of multi-scalar relationships）。这种多尺度关系下的复杂性与紧密的相互关系要求城市问题的应对策略超越“规划-城市设计-建筑”的学科藩篱。
从设计研究的角度看，形式生产（formal production）和知识生产在方法论的层面紧密相连，“设计”和“研究”在建筑与城市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建筑蓝图和城市蓝图均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既是形式上的（formal）也是理论上的（theoretical）产物。这样的产物也是社会政治力量的集体结果。 所以，建筑和城市可看做是知识与实践探索的共栖模式，最终被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抽象图解所驱动。
图片来源：
1. 来源于设计研究协会在线展览（https://www.drs2016.org/exhibition/）。
2-3. 程婧如硕士毕业设计论文《户口改革投射下的城市变革》。
参考文献：
1. Cross N.Editorial: Forty Years of Design Research [J]. Design Studies, Vol. 28,No. 1 (2007): 1-4.
2. EuropeanAssociation f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AAE), Charter on ArchitecturalResearch [Z]. Delft: EAAE, 2012.
3. Cheng J. HukouReform as Urban Reform [D].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Architecture, 2014.
4. Tyrwhitt J. Educationfor Urban Design [J]. Journal f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62, 17 (3): 100–101.
5. Jacoby S. Architectural Urbanism: Proposals for theArab World [M] //Robert S. ReconceptualisingBoundaries: Urban Design in the Arab World, Farnham: Ashgate, 2015: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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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10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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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周六 - 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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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周日上午 - 设计教学交流工作坊
地址：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工程馆315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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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周日下午 - 城市/建筑实践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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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Urbanism: Interdisciplinary Urban Design Challenges
建筑城市主义：跨界实践
英方团队成员：
Adrian Lahoud (De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Royal College of Art)
Sam Jacoby (Director, AA Projective Cities)
Tarsha Finney (Programme Lead, City Design, Royal College of Art)
Platon Issaias (Studio Master, AA Projective Cities)
Jingru Cyan Cheng (AA PhD by design 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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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关问题，请咨询活动负责人 程婧如 Jingru.Cheng@aaschool.ac.uk